1954年宪法第2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惟一机关，目的是使全国有统一的行为准则，避免法出多门，维护法制的统一与协调[16](P.311)。

如《关于对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实行责任追究的暂行办法》(2002年)第五条造成重大影响的其他案(事)件的规定，此后，中纪委、监察部和农业部即在《关于执行〈关于对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实行责任追究的暂行办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列举了在涉及农民负担工作中违法采取限制农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等四种情形，对这一兜底性条款予以细化。(26)因此，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完善的初期，制定者往往立基于先解决有无，再提高质量先搭建框架，再细化内容的理念，制定了不少原则性、概括性和模糊性较强的党规规则。

(19)因循此种逻辑，似乎可以得出如是结论：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中，体现出模糊性的党内法规规则，同样能够发挥出一定的积极功能，而此类功能无法为体现明确性的党规条文所取代，因而模糊性与明确性之间并无孰优孰劣之分。(19)参见陈光：《论党内立规语言的模糊性及其平衡》，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年第1期。(18)具体到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中，一些颇具模糊性的党内法规规则亦能产生一定正面价值，如通过模糊性语言，能够使党内法规规范尽快覆盖到党务关系的各个方面，产生一定的辐射效应。(30)同前注(14)，[德]卡尔·拉伦茨书，第85页。在有关法的明确性与模糊性关系的探讨中，不少学者认为，模糊性同样具有一定的积极功能，它能够使原本僵化、刻板的法律体现出灵活、弹性的特点，有利于实现法律的稳定性与变动性的有机统一，实现法的普遍性，提升法的开放性。

相对于法言法语而言，党言党语能够更好地阐释和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围绕这一问题，至少有以下三点理论质疑有待进一步释明： 第一，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中，明确性只是一种理想中的应然目标，终极意义上的明确性在实践中无法落实，因而确立明确性原则的合理性有待确证。作者简介：王贵松，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如对建筑业主和附近居民的建筑纠纷进行调整就是其例之一。三方行政法关系 引言：行政法的功能体系观 分化和统合，是一个学科健康发展的两条必备途径。[38]2014年《行政诉讼法》肯定了这一司法解释，该法第25条将原告明确规定为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承认第三人的公权地位，就不足以保护其与行政相对人相对的利益，就不足以彻底而迅速地消除矛盾。

另外，为了协调利害关系，行政机关可能会成立由行政机关和利害关系代表组成的专门组织，为利害调整提供特定场域。例如，介于行政立法与行政行为之间的行政规划得到广泛的应用，它不仅可以提升行政活动的合理性和可预期性，而且较为适合进行大范围的利害调整。

摘要:  从功能上而言，传统行政法通过依法律行政原理和行政救济的保障机制来防止行政权侵犯个人的自由，可谓自由防御型行政法。毋庸置疑，传统行政法也有调整利害关系的部分内容，但差别在于，传统的行政行为更多的是根据既定的法律来判断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或申请是否合乎法律，而不大涉及对第三人的影响，行政法的调整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监督。如此，明确利害调整型行政法的特色所在，便成为首要的问题。[29]当然，临时性行政行为与最终的行政行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而在利害调整型行政法中，给付诉讼、相邻人诉讼乃至集团诉讼等成为新的诉讼形态。在调整的手段上，大致可以分为规制、给付和诱导三种类型。传统行政法学认为，行政在法律之下，根据法律，执行法律。但行政过程不同于民事活动，行政过程往往也是民主统治过程的一环，其中存在着无法还原为权利义务关系的制度、秩序要素。

[24]这一概念之所以在二战后出现，实际上是意识到了扩大撤销诉讼诉的利益的倾向，[25]让事实上受到侵害的第三人也有可能享有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面对行政实体法和行政程序法的变化，行政救济法也要提供适当的应对，让三方乃至多方行政法关系主体有机会参与到诉讼中，司法审查的重点也随之扩展，国家责任也相应加重。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审议的过程，就是利益主张、妥协、调整的过程。在利害调整型行政法中，虽然正当的公益仍然是前提所在，但公益私益共存论则是其基础观念。

其中固然存在风险交流不足的问题，但行政机关视自身为公益代表，将一己之决定强加于人，缺乏相关利害各方的沟通、协商制度也是重要原因。[28]临时性行政行为所欲维护的是‘决定时间的正确性，而它所欲避免的也是因决定时间冗长而使相对人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在执行法律过程中，行政也可以在法律的授权空间内考虑政策的要求。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在引入行政机关的保护的同时，却可能形成私人对行政的依赖、或向行政让渡部分自由空间，进而产生与自由防御型行政法目标相悖的状态。无论是权利还是合法利益，均为法律上所保护的利益。四、利害调整型行政法的基本功能 相对于传统的自由防御型行政法、相对于私权间利害调整的民事法，利害调整型行政法具有自身的特色，大致可以发挥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功能。

概括性的持续调整与纤细的状况反应性控制应当可以相互补充。[6]在夜警国家之下，行政的任务主要在于维持秩序，行政法就是要对这种秩序行政加以规范。

[20]参见前引[17]，藤田宙靖书，第93-94页。[23]参见前引[19]，奥托·迈耶书，第98页。

但现实中，法律案多数是行政机关提出的，法律在执行中出现不便，也多由行政机关提出修改。一方面，政策会融入行政的立法之中。

对于大型设施的建设、大规模灾害的应对、重要公共政策的出台，诸如三峡移民、南水北调工程、京津冀一体化等，传统行政法以行政行为为核心、出现行政争议再予行政救济的个别化处理机制是难以应对的。在个别决策性的案件中常用公听会的方式，选取各种利益的代表，公开交流意见，最后作出决策。现代行政法已变为自由防御型行政法与利害调整型行政法的结合。法小宝 [8]阿部泰隆较早地提出了三方性利害调整型模式的概念。

行政法所面对的观念和环境均在发生变化，行政法也随之发展出了一系列的因应机制，适当地发挥着对行政现实的调控功能。但在近代行政法中，轻视乃至无视政策却是其特征之一。

一方面，由单行法个别地确认公益的存在。越是重要的利益，有时越需由更高的行政机关去判断和维护，典型的例证是征收农用土地的审批权分配。

[5]日本学者阿部泰隆称之为权利防御型模式。当然，这种功能的扩大、观念的调整、制度的扩充，反过来也会改变对行政法自身的基本认知。

其中的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体现着公共利益，而上浮的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则彰显着地方的集体利益。当然，在重视信息功用的同时，也注意对第三人信息的保护。它以经济上独立、精神上自主的市民作为人的基本形象，[3]私人享有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国家和社会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形成一种对峙[4]关系。第四，国家责任的扩展。

而要把握这种复合的行政法，继续以行政行为为核心概念恐怕已不再妥当。它以狭义行政行为为实现法治行政的核心手段，行政行为往上承接法律，往下与行政诉讼相连。

[36]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利害调整型行政法的发展实态。[36]参见林莉红主编：《行政法治的理想与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9、149页(黄启辉、朱春华执笔)。

[53]如果行政法总论不能对各论中广泛存在的纷繁复杂的利益格局和调整手段作出回应、提炼，那么，总论的存在价值就颇可质疑。在行政权日益增强之后，行政程序的价值逐渐获得重视。